他强调，秋收起义必须“高高打出我们的旗帜”。
设计这面军旗的任务落到了陈树华、何长工和杨立三三人肩上。
何长工是众所周知的革命前辈，不再多说。
陈树华是湖南人，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，后来却选择了叛变。
杨立三，则是湖南长沙郊区一户贫寒农家出身，生于1900年11月18日。家境极其贫困，靠亲友接济才得以读完私塾和小学，有半个秀才的底子。
1920年，他加入了湘军，被安排担任文书，后来还做过团司务长和军需官。
他与主席同乡，参加过农民运动讲习所，听过主席的演讲，投身革命组织。
三人都为承担设计军旗的光荣使命感到自豪，却也因时间紧迫、毫无经验，不得不日夜赶工。
在修水县城的商会会馆内，煤油灯昏黄微弱的光芒下，三人绞尽脑汁展开设计。
何长工曾见过苏联红军的军旗样式，建议借鉴其红色底色和标志性元素。于是，一个初步方案浮出水面：旗帜底色为鲜红，象征革命烈火燃烧；中央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，星中镰刀斧头象征工人和农民，旗左边的白色旗管上写着“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”。
这行苍劲有力的字迹正是杨立三亲笔，字体豪迈，与旗帜浑然一体，显得格外威武。
毛主席看到这面军旗后，连连称赞。
从此，在这面军旗的指引下，红军英勇奋战，接连获得胜利。
虽然后续军旗有所修改，但五角星、镰刀斧头及鲜红底色这几个基本元素一直保留。
杨立三的贡献远不止于此。红军时期，他负责后勤保障，先后担任军需保管处处长、红军总医院院长、兵站部部长兼政委，为突破敌人封锁、巩固革命根据地做出巨大贡献。
古语有云“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”，拿破仑也说过“军人靠胃打仗”，红军一次次胜利，杨立三的后勤保障功不可没。
他还发明了一个字——“饻”。
众所周知，1940年前后抗战进入极其艰苦阶段。日军的扫荡封锁，加上罕见的旱灾、水灾与蝗灾，使粮食歉收，粮价暴涨。
老百姓生活困顿，八路军军工人员也难以维持基本开销，除了配发工装，伙食和日常花销均靠工资。
许多人有家属，工资关系着全家生计。
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忧心忡忡，寝食难安。
他深知，工人吃不饱肚子，怎能生产出优质弹药，打败侵略者？
经过反复思考，他提出一项新措施：不再用现金支付工资，而改发实物。
即用实物单位替代货币计薪。
上级批准后，这一办法开始实行。
于是，杨立三创造了一个新字“饻”，作为工资单位。
一“饻”大致对应实物：中等小米二斤，中等小麦一斤，油盐各五钱，外加一方尺中等白土布……
使用“饻”计酬后，工人生活不再受物价波动影响，基本生活得以保障，工作积极性显著提升。
这一创新保障了军工生产，为抗战胜利奠定坚实基础。该制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仍被沿用，直至1950年物价稳定才废止。
不仅是军工人员，八路军前线将士同样遭遇困境。
八路军真心抗战，深受百姓拥护。随着战争推进，部队人数快速增长。
最初仅4万余人，至1940年已激增至约30万。
然而，蒋介石政府只承认4.5万编制军人，超编部队既无枪弹供给，也无军饷。
即使编制内军人，军饷也常被拖欠，时常延迟数月。
灾害频发、物价飞涨、部队扩编、军饷拖欠，八路军生存状况岌岌可危。
面对严峻形势，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“八路军管家”杨立三。
但众所周知，他也深陷难言之隐。俗话说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，他并非孙悟空，无法变出粮食和军饷。
杨立三遂多次向周恩来和朱德反映，借助他们广泛的人脉关系，催促政府及时拨付军饷。
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，门生遍布全国；朱德有着深厚革命人脉。
两人联手施压，成功追回几个月军饷，缓解了燃眉之急。
虽然如此，拖欠的军饷仍是杯水车薪，因为八路军人数众多。
杨立三另有多重举措：
一是发动社会各界爱国人士捐款。每次八路军胜利后，他总会及时召开庆功会、新闻发布会，积极联系记者报道，激发社会热情。
抗战期间，400多万华侨为祖国捐款13.2亿元，其中部分支持八路军。
陈嘉庚成立“南洋华侨筹赈会”，捐款超过6万元。爱国捐款占八路军总经费约十分之一。
二是向边区政府求援。边区拥有工厂、商人，能征收工商税，还可发行公债，贸易收入尚可。
杨立三申请后，援助不断流入。边区财政支出92%用于军队保障。
三是自建银行，向金融机构贷款。
八路军1940年向各大银行贷款2185万元，次年增至3358万元，极大缓解了资金紧张。
此外，八路军在晋冀鲁豫边区成立“冀南银行”，设立880个信用合作社，助力根据地经济和生产自救。
这一创举由杨立三策划，他本人担任银行董事长。
不仅如此，还印制军用货币。
冀南银行9年间发行47种本币、9种本票，累计发行冀钞超2012亿元。
从此，八路军财政状况大为改善。
四是鼓励发展私营经济，激活民间财富。
杨立三与滕代远提出“滕杨方案”，积极扶持私营企业，保障生产和劳动有报酬，允许合法收入。
该举措迅速激发各根据地生产积极性，实现自给自足。晋察冀豫边区部队不仅自足，还向总部上缴9000万元。
此外，杨立三还召集军工同志研制“八一式”步枪，补充武器短缺。
兵工厂还成功生产掷弹筒、地雷等装备。
在抗战期间，杨立三领导的后勤部门共制造9000余支步枪，维修1万多支，炮兵装备1500余门，生产掷弹筒2560门，制造枪弹230万发，掷弹弹19.8万发，手雷58万颗，地雷1100多万颗。
解放战争期间，杨立三依然作出杰出贡献。
淮海战役的胜利，除了指挥得当和将士英勇，后勤保障更是关键。
有句名言：“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的小推车推出来的。”
这小推车里装载的，是军粮、武器弹药和攻城器材。
没有这些后勤支持，再高明的战略也难以获胜。
而这场战役的后勤主管正是杨立三。
他的卓越表现获得上下高度赞誉。
1953年5月初的财经工作会议上，毛主席专门致信杨立三，商讨会议议题和准备工作。
5月20日会议期间，主席发出惊人言论：“军费问题，没有杨立三参加不行。”
这句话彰显了杨立三在毛主席心中的重要地位。
此外，杨立三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，虽与后勤无关，却堪称奇功。
1935年8月，红军长征途中过草地，首长们同甘共苦，亲自涉险。
但周恩来因病体虚弱，被迫坐担架。
周恩来常年废寝忘食，昼夜研究敌情、处理电报，积劳成疾。
草地艰苦缺医少药，他病情加重，患肝炎和阿米巴肝脓肿，时常高烧昏迷，难以进食。
杨立三不顾自身病痛，毅然将周恩来抬上担架。
尽管周恩来多次挣扎想自己走路，杨立三坚持不让他冒险。
彭德怀得知后大声喊：“抬！”
他命令萧劲光立即组织担架队，誓死护送周恩来走出草地。
陈赓自愿担任队长，杨立三坚持加入。
陈赓劝阻说：“你病了，不必跟我们一块。”
杨立三坚定答应：“我不仅要过草地，还要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